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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此人，曾不得四十！
魏晋名士的养生文化
在谈药、酒与名士风度的那一章里提到魏晋的养生文化，但没有多讲，其实这个问题很值得提出来单独谈一谈。
中国传统文化中比较有系统的养生理论首见于魏晋时期。有关养生的问题，虽然先秦已有零星论述，两汉也续有发挥，但真正成为关注的热点、形成讨论是在魏晋。魏晋时士族兴起，养生文化在知识阶层开始流行，并借由知识阶层逐渐走向民间。所以魏晋时期在中国养生文化发展中是一个最重要的环节。
养生意识缘自对自我生命的珍惜，所以早期的养生文化只是局限在社会金字塔的顶端，如皇帝（故早期养生术著作都假托黄帝与、神仙的问答），因为社会财富贫乏、贵贱悬殊，只有顶端的人才有珍惜生命的需要与讲究养生的可能。到了魏晋时期就不同了，门阀士族在社会上取得了很高的地位，有了充足的财富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皇权的全面依赖，士族中的精英分子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生命之可贵了。前面讲过一则故事，出自《世说新语·伤逝》：王长史病笃，寝卧灯下，转麈尾视之，叹曰：“如此人，曾不得四十！”及亡，刘尹临殡，以犀柄麈尾著柩中，因恸绝。（濛别传曰：“濛以永和初卒，年三十九。沛国刘惔与濛至交，及卒，惔深悼之。虽友于之爱，不能过也。”）王濛临死的叹息和刘惔的悲痛，最能说明魏晋士族精英分子对生命的留恋和对自我的珍惜。而且，这种对一己生命的留恋与珍惜，在魏晋名士中并不只有一两例，而是一种普遍的情绪。正如王羲之在《兰亭序》中所表达的：夫人之相与，俯仰一世，或取诸怀抱，晤言一室之内；或因寄所托，放浪形骸之外。虽取舍万殊，静躁不同，当其欣于所遇，暂得于己，快然自足，曾不知老之将至。及其所之既倦，情随事迁，感慨系之矣。向之所欣，俯仰之间，已为陈迹，犹不能不以之兴怀。况修短随化，终期于尽。古人云：“死生亦大矣。”岂不痛哉！
这种强烈的情感是摆脱了把自己定位于皇权的奴隶和工具—所谓“莫非王臣”—的心态，意识到我就是自己的主人的人才会有的。所以魏晋时代养生文化的发达是以士族社会为背景的，没有士族阶级的产生，就没有个体意识的觉醒，没有个体意识的充分觉醒，就没有养生文化的逐渐普及。
魏晋人珍惜生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社会的大动乱，而且还继续生活在这个动乱的余波中。这场大动乱就是汉末的农民大起义，以及由农民大起义所引发的军阀大混战，和随之而来的饥饿、瘟疫、死亡。在这场大动乱里，中国的人口几乎减少了80—90。据金兆丰《中国通史·食货》统计，汉恒帝永寿二年（156年）全国户数是1607万户，人口是5006万，到三国末年魏蜀吴合计只有户数149万户，人口剩下560万，几乎减少了90。曹操的诗里说：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。”（《蒿里行》）王粲诗也说：“出门无所见，白骨蔽平原。”（《七哀诗》）这基本上是写实，并不夸张。这场大动乱极大地消耗了这个国家的元气和民族的精气，所以接下来的魏晋南北朝不仅政权更迭频繁，人的寿命似乎都普遍缩短，如果我们统计一下魏晋名人的寿命，就会发现那个时代享高寿者甚少，而短命的甚多。比如建安时代的三曹七子，除了曹操活到六十五岁，孔融活到五十五岁，其余曹丕（187—226年）、曹植（192—232年）、王粲（177—217年）、刘桢（？—217年）、徐幹（171—218年）、阮瑀（约165—212年）、陈琳（？—217年）、应玚等人都只活到四十来岁。魏时的荀粲（约209—约237年）、王弼（226－249年）只活了二十几岁，嵇康只活了三十九岁，其余如何晏（？—249年）、夏侯玄（209—254年）、钟会（225—264年）也不过四十来岁。西晋的“二陆”：陆机（261—303年）、陆云（262—303年）；“两潘”：潘岳（247—300年），潘尼（约250—约311年）；“一左”即左思（约250—约305年），也都只活了四五十岁。这些人或死于疾疫，或死于政争，善终的很少。魏晋士族虽然生活都相当优裕，却无法避免早死，因此如何延长宝贵的生命，享受更多的荣华富贵，就成了他们心中的渴望与理想。这种心态造就了养生文化的肥沃土壤。
在魏晋养生文化中，嵇康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，他的《养生论》是中国古代第一篇系统讨论养生的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文章。嵇康写了《养生论》以后，他的好友向秀写了一篇反驳他观点的文章《难养生论》，于是嵇康又写了一篇《答难养生论》，更详细地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。《养生论》和《答难养生论》合在一起看，才能更系统地看出嵇康关于养生的理论。这两篇文章在古文中算是很长的，这里只扼要地介绍嵇康的主要观点。
首先，谈养生得解决一个前提性的问题，即生到底可不可以养，或者说生命的长短究竟是一个定数还是一个变数。儒家有一个观点，说“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”，这句话常常被一些人做庸俗的解释，结果就变成阎王掌握人的生死簿，生死簿上记载着人的寿命，都是早就定好的，多活一刻少活一刻都不可能。如果按照这个观点就不必谈养生了，养与不养都一样。道教则与此相反，不仅认为寿命可以延长，而且只要修炼得法，人还可以长生，变成不死的神仙。嵇康的《养生论》首先就反驳这两个极端，说它们“两失其情”，而提出自己的观点：夫神仙虽不目见，然记籍所载，前史所传，较而论之，其有必矣。似特受异气，禀之自然，非积学所能致也。至于导养得理，以尽性命，上获千余岁，下可数百年，可有之耳。
就是说，神仙有，但学不成，而普通人的生命不是定数，通过修炼可以延长，达到几百岁、千把数都是有可能的。立了这个观点做前提，嵇康接下去就谈通过什么途径可以达到养生延寿的目的，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如何“导养得理，以尽性命”。嵇康提出了许多至今也没有过时的重要观点，简括起来说，我认为主要有下面几点：一，形神相须。嵇康把人的生命分为形（物质的）、神（精神的）两个部分，认为这两个部分互相依存，不可分离，“形恃神以立，神须形以存”。
二，神为形之君。形神虽然互相依存，但有主次之分，神是主，是君；形是次，是臣：“精神之于形骸，犹国之有君也。”所以在养生中，养神重于养形，养心重于养身，养生要“修性以保神”“安心以全身”。
三，养神养形，都要慎微。无论服药饵（嵇康认同“上药养命，中药养性”）、节饮食、慎寒暑、寡嗜欲，都不能忽视点点滴滴的努力，即所谓“一溉之功”（用给植物浇水做比方，每一次灌溉都是有功效的），避免“害成于微，而救之于著”。
四，兼养为功。养生要注意到各个方面，哪个方面都不能忽视，都必须兼顾到。而一般人很难面面俱到，所以嵇康说：养生有五难：名利不灭，此一难也。喜怒不除，此二难也。声色不去，此三难也。滋味不绝，此四难也。神虑精散，此五难也。
除了这五难之外，还有各种来自其他方面危害生命的因素，也不能忽视。嵇康就举了一些例子。比如《庄子·达生》讲到有个叫单豹的，养生养得很好，七十岁了还像个年轻人，结果却被老虎吃掉了。又有个叫张毅的，外功练得很好，能够飞檐走壁，结果却得了内脏发炎的病死掉了。就我们今天的情形讲更复杂了，大至战争、自然灾害、环境污染，小至人为事故、流行病、车祸，都可以夺人性命。如果养生不能兼顾这种种方面，还是达不到延年益寿的目的。
嵇康之后，养生问题进一步上升到哲理高度，变成玄学清谈中一个重要的辩论题目。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第二十一则：旧云，王丞相过江左，止道声无哀乐、养生、言尽意三理而已，然宛转关生，无所不入。
可见，养生问题在士族精英分子中已经变成经常性的话题。此后，越来越多的人对它进行理论探讨，自然也有不少人付诸生活的实践。如东晋的葛洪（284—约364年）也有一篇《养生论》，大意与嵇康差不多，但远不如嵇康深刻，不过有些地方讲得较细。下面择要介绍几点：一，养生要除六害。六害是：一名利、二声色、三货财、四滋味、五佞妄、六沮嫉。这跟嵇康说的差不多，但增加了“货财”，认为蓄货贪财也是对生命有害的。另外“佞妄”“沮嫉”特别概括了几种负面心理，比嵇康说得具体。
